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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造特殊空間區域保護的“中國樣本”

      呂忠梅 馬鑫

      來源: 《環境保護》2023年第16期  瀏覽字號:
        摘要:2023年9月1日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青藏高原生態保護法》(以下簡稱《青藏高原生態保護法》)作為世界上第一部對巨大復雜性生態系統進行生態保護的特殊空間區域立法,不僅對中國的生態安全和生態環境保護具有填補立法空白的特殊價值,而且對全球生態環境保護具有重大意義。較之現有國際山地公約和有關國家山地立法,《青藏高原生態保護法》以東方智慧豐富可持續發展的法律內涵,以特殊區域空間的專門立法體現整體保護、系統保護、協同保護規律,以應對氣候變化和保護生物多樣性制度引領全球治理。嚴格實施《青藏高原生態保護法》既是中國對保護青藏高原乃至國際生態環境的巨大貢獻,也為世界提供了法治示范;同時,中國還可以通過“一帶一路”綠色發展國際聯盟建立青藏高原跨境保護機制,在應對氣候變化和生物多樣性保護公約談判和履約過程中主動設置青藏高原生態保護議題等,充分發揮對全球環境治理的引領作用。
       
        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生態環境保護大會上提出“要著力提升生態系統多樣性、穩定性、持續性,加大生態系統保護力度,切實加強生態保護修復監管,拓寬綠水青山轉化金山銀山的路徑,為子孫后代留下山清水秀的生態空間”的新要求。2023年9月1日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青藏高原生態保護法》(以下簡稱《青藏高原生態保護法》),作為世界上第一部對巨大復雜性生態系統進行生態保護的特殊空間區域立法,是貫徹落實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的重要實踐,也是緊跟時代、放眼世界,承擔大國責任、展現大國擔當,引領全球生態環境治理體系的重要立法。需深刻認識《青藏高原生態保護法》的國際意義,準確把握《青藏高原生態保護法》的國際引領地位,從共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地球生命共同體的高度,實施好這部法律,以特殊空間區域保護的“中國樣本”,主動建構全球環境治理新秩序。
      深刻認識《青藏高原生態保護法》的國際意義
        青藏高原是全球面積最大、海拔最高的高原,青藏高原以及位于這一區域的興都庫什山脈、喀喇昆侖山脈和喜馬拉雅山脈被稱為“世界屋脊”“地球第三極”和“亞洲水塔”,不僅是我國的重要生態安全屏障,也是南亞、東南亞的生態安全重點區域,還是全球生物多樣性保護、應對氣候變化的關鍵區域。因此,《青藏高原生態保護法》不僅對中國的生態安全和生態環境保護具有填補立法空白的特殊價值,而且對全球生態環境保護也具有重大意義。
        青藏高原生態保護對全球生態平衡影響巨大
        青藏高原作為特殊的生態系統,其服務功能的發揮對維持人類可持續發展至關重要。但是,隨著幾十年來快速的工業化、城市化發展,人為因素對青藏高原的影響不斷加大,位于青藏高原及其周邊的17個亞洲國家正在經歷嚴重的生態危機,青藏高原生態保護正在成為亞洲乃至全球生態環境保護面臨的重大挑戰。
        青藏高原的水以冰川、凍土和湖泊的形式存在,青藏高原擁有僅次于極地地區的最多的冰川和最大的冰體積,永久凍土面積在世界低緯度地區中排名第一,不僅直接影響中國的氣候變化,而且對北半球,甚至對全球的氣候變化也具有明顯的敏感性、超前感知性和調節性。青藏高原是亞洲多條河流的發源地,為周邊國家20多億人口提供水資源,具有強大的水資源分配功能。但在過去的50年間,青藏高原變暖超過全球同期平均升溫率的2倍,達到每10年升高0.3~0.4℃,導致該地區各冰川面積、湖泊大小和位置、河流徑流流量迅速發生變化,這些變化不僅打破了亞洲水塔的供水平衡,增加冰川和水文災害風險,而且可能導致冰川儲備的消失,從而對20多億人的生產生活造成毀滅性打擊。與此同時,高原冰川和凍土的碳儲量超過土壤和植被,冰川、凍土消融也會進一步加劇全球變暖。
        青藏高原是世界高原生物多樣性最豐富的地區和種質資源基因庫,是高寒區域特有生物多樣性保護的重要區域。人為活動導致的土地沙化、水土流失、草地退化等使該區域的生物瀕臨滅絕,根據世界自然保護聯盟(IUCN)瀕危物種紅色名錄,青藏高原維管植物中有662種為受威脅物種和滅絕物種;青藏高原脊椎動物中有169種為受威脅物種,占青藏高原所有脊椎動物物種數的9.58%。此外,氣候變暖對很多需要積雪越冬的動物造成負面影響,或將導致物種分布大規模轉變,可能深度影響生物多樣性模式,使受威脅和瀕臨滅絕物種面臨更大的危機,并引發全球生態系統的連鎖反應。
        青藏高原生態保護的國際規則付之闕如
        自1972年斯德哥爾摩聯合國人類環境會議以來,國際社會日益重視全球生態環境保護,《人類環境宣言》原則二明確宣示要為當代人類及子孫后代的利益而保護環境;同時,在原則三、原則四中強調了世界各國維持地球可更新資源的能力和保護野生生物及其棲息地的義務。1992年,在里約熱內盧世界環境與發展大會上通過的《21世紀議程》《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生物多樣性公約》,都更加強調山地生態系統對應對氣候變化、保護生物多樣性的重要性。2012年,聯合國“里約+20”的成果文件《我們憧憬的未來》第210—212條直接指出:“我們承認山地是世界人民的重要水源地,具有極脆弱的生態環境,極易受氣候變化、自然災害、自然退化等因素影響;冰川消融會對環境和人類福祉造成重要影響;山地原住居民處于貧困狀態,其利益需要得到保護;各國應當積極制定山地生態系統保護的長期規劃和全方位措施,尤其是發展中國家應當消除山地居民的貧困狀態”等。
        聯合國有關國際山地保護的理念,始于歐洲國家對阿爾卑斯山脈的保護。1952年,奧地利、法國、意大利和瑞士、德國自然保護和登山組織以及世界自然保護聯盟(IUCN)共同成立了國際阿爾卑斯山地區保護委員會,針對山地具有的地理隔絕、氣候敏感、生態脆弱、政治邊緣、經濟落后等特點,立足毗鄰國之間存在的法律制度、經濟社會發展水平差異巨大,以及不利于山地生態系統保護的現實,推動達成促進阿爾卑斯山脈可持續發展的國際公約。經過曠日持久的艱難談判,直至1991年,歐盟和阿爾卑斯山七國終于完成并開放簽署《阿爾卑斯山公約》,到2002年陸續通過了空間規劃與可持續發展、農業、自然和景觀保護、森林、旅游、能源、土壤保護、交通八項議定書。同年,聯合國環境規劃署、糧農組織共同成立“山地伙伴”組織,呼吁共同保護山地生態環境。在該組織的促進下,喀爾巴阡山脈七國于2006年簽署了《喀爾巴阡山保護和可持續發展公約》(以下簡稱《喀爾巴阡山公約》)。
        聯合國環境規劃署一直希望能將《喀爾巴阡山公約》的經驗在全球運用,幫助包括興都庫什-喀喇昆侖-喜馬拉雅等在內的青藏高原地區建立同樣的法律框架。遺憾的是,迄今為止,這一國際公約尚無蹤跡可循。
        《青藏高原生態保護法》展現負責任大國擔當
        青藏高原是世界上平均海拔最高的高原,總面積約300萬km2 ,其中,中國境內面積約260萬km2 ,周邊有印度、巴基斯坦、尼泊爾、孟加拉國、錫金、不丹、緬甸、阿富汗、塔吉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等國。目前,尚未發現除中國以外的國家有青藏高原生態保護的專門立法。從立法上看,《青藏高原生態保護法》填補了這一地區專門立法的空白。從自然地理位置上看,青藏高原大部分在中國西南部境內,且是多條國際河流的發源地,也是青藏高原凍土和生物種群最為集中的部分?!肚嗖馗咴鷳B保護法》的制定和實施,將對這一特殊地理空間的生態保護產生積極影響,為世界上最具特殊意義的生態系統保護提供法治基礎。
        青藏高原是世界上最年輕的高原,因喜馬拉雅運動而形成,高山大川密布,地勢險峻多變,是東亞、東南亞和南亞許多大河流的發源地,其中長江、黃河、怒江(薩爾溫江)、瀾滄江(湄公河)、雅魯藏布江(布拉馬普特拉河)、恒河、印度河、阿姆河、錫爾河、伊洛瓦底江和塔里木河的源頭都在中國境內。青藏高原湖泊密布,處于中國境內的部分共有大小湖泊1500多個(納木錯、色林錯等湖泊分布在中國境內),其中面積1km2以上的湖泊有1236個,湖泊水體總面積達70304.5萬km2 ,約占全國湖泊總面積的57.6%,湖泊水資源儲量占全國70%以上。
        青藏高原地勢高峻,夏季的青藏高原像一個深入大氣層中的巨大火爐,隨著高原上的空氣受熱上升,吸引著印度洋上的西南暖濕氣流、南海的越赤道暖濕季風氣流和西北太平洋上的東南暖濕季風氣流,形成雨帶和高原以東區域的夏季風氣候,對全球氣候也有巨大影響。目前,青藏高原的氣溫升高明顯,冰川持續融化,短期內會加大水源供應,長期則會對這一地區的發展帶來巨大影響,甚至導致冰川消失。2018年我國西藏米林縣發生的冰崩堵江事件,2021年印度北部北阿肯德邦冰川斷裂事件,都與氣候變化相關。
        青藏高原生態系統主要包括草地、濕地、荒漠及森林4種類型。中國境內青藏高原草地面積為132.1萬km2 ,約占全國草地面積的32%;濕地面積為1789.81萬hm2,占全國濕地面積的33.39%;原荒漠生態系統主要分布于青藏高原的最西部與西北部高海拔地區,具有高寒和干旱的生態環境;森林生態系統所處緯度較低,森林類型多樣、樹種繁多,但覆蓋率低且分布不均勻。在已列出的中國瀕危及受威脅的1009種高等植物中,青藏高原有170種以上;國家一級保護動物的全國占比為36.7%,國家二級保護動物的全國占比為46%;青藏高原有28種有蹄類動物, 其中10種是青藏高原特有種,青藏高原擁有的有蹄類動物種數占中國有蹄類動物總數的42%,特有種比例高達36%。青藏高原有蹄類動物生存受威脅比例高,其中71%為受威脅物種, 54%被列入瀕危野生動植物種國際貿易公約(CITES)附錄Ⅰ或附錄Ⅱ。
        目前,青藏高原生態環境面臨的草地退化、冰川退化、生物多樣性喪失、極端氣候增多等氣候風險及引發的次生災害風險等受到國際社會的高度關注,但由于種種原因,推進國際公約談判十分困難。中國率先制定《青藏高原生態保護法》,以國內立法形式對青藏高原進行整體保護、協同保護、特殊保護,展現了“共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大國擔當,以負責任的態度引領全球生態環境治理。這一法律的實施,將對維持青藏高原的生態平衡、維護其全球生態服務功能發揮積極作用,也將對應對全球氣候變化、保護全球生物多樣性產生重要影響。
      準確理解《青藏高原生態保護法》的國際領先地位
        從全球范圍看,在聯合國“山地伙伴”組織的推動下,中歐和東歐國家、中亞國家發起了保護歐洲和中亞山地的倡議,并呼吁專門進行山地立法。目前,意大利、法國、德國、奧地利、羅馬尼亞、烏克蘭、格魯吉亞、吉爾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俄羅斯、韓國等國家都制定有山地保護的相關法律,這些法律明顯受到《阿爾卑斯山公約》《喀爾巴阡山公約》《獨立國家聯合體山地保護和開發示范法》(以下簡稱《獨聯體公約》)的影響,其立法理念與制度設計均有一定欠缺。我國《青藏高原生態保護法》將青藏高原作為特殊地域空間,聚焦青藏高原生態保護面臨的主要問題,強化生態安全布局、優化生態保護修復、提升生態風險防控、加強保障與監督、落實法律責任,充分體現了我國對青藏高原生態環境進行系統保護、整體保護、協同保護的特殊要求;尤其是建立的保護體制、監管制度、系統保護的措施,比現有的國際公約以及相關國家立法更加先進,是貫徹落實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共謀全球生態文明、構建地球生命共同體的具體體現,具有引領全球環境治理的重要作用。
        以東方智慧豐富可持續發展的法律內涵
        在國際治理體系中,可持續發展是“破解當前全球性問題的‘金鑰匙’”,《阿爾卑斯山公約》《喀爾巴阡山公約》《獨聯體公約》及有關國家的山地立法,均直接或間接表達了促進可持續發展的立法理念,但在制度設計中,卻呈現較為明顯的“經濟發展優先”“人的利益優先”等價值取向,如《阿爾卑斯山農業議定書》《阿爾卑斯山運輸議定書》將經濟利益置于至上地位;《獨聯體公約》則將“保護山地居民權益”作為首要目標;瑞士頒布的《關于援助山地投資》《關于山地農業發展的聯邦農業法》《聯邦山地住房改善法案》《聯邦農業家庭津貼法案》等法律均將促進山地經濟發展和家庭生活質量改善作為追求;意大利《關于山地發展法》的目標是消除山谷和山地地區人們之間的社會經濟不平等現象,促進通過公共服務和基礎設施來改善人們的生活條件;法國《山地發展和保護法》以保障山地和其他地區之間具有平等的收入和生活條件為目標;格魯吉亞、吉爾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俄羅斯聯邦主體制定的山地立法也均是以加強山地自然資源利用、推動經濟發展、防止人口外流為宗旨。
        《青藏高原生態保護法》明確“為了加強青藏高原生態保護,防控生態風險,保障生態安全,建設國家生態文明高地,促進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實現人與自然和諧共生”,充分體現了在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指引下,將“人與自然和諧共生”作為可持續發展的價值追求,促進“防控生態風險、保障生態安全”的生態文明建設實踐?!肚嗖馗咴鷳B保護法》以立法方式貫徹“人與自然生命共同體”核心理念,極大地豐富了可持續發展的法律內涵,是“東方智慧對全球可持續發展的根本性貢獻”。
        以特殊區域空間的專門立法體現整體保護、系統保護、協同保護規律
        生態環境立法因應對環境問題而生,具有明顯的“回應性”法特征。目前,有關山地保護的國際公約和相關國家立法,基本采取要素立法模式,缺乏對特定空間的整體性保護立法。典型如《阿爾卑斯山公約》,確立了十二個主題,看似有整體性考慮,但具體到每個主題,則采取議定書和適用歐盟法律兩種方式。其中,水資源、大氣、廢棄物管理適用歐盟現行法律,而歐盟法律僅為一般性立法,并不具有山地特殊區域空間保護的針對性;議定書則按照自然要素種類由不同的專家組分別制定,系統性堪憂,《阿爾卑斯山土壤議定書》規定其他議定書應當考慮土壤保護問題,《阿爾卑斯山運輸議定書》卻沒有任何相關規定。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歐盟并未將《阿爾卑斯山公約》轉化成歐盟條約或指令,而是將這項履約交由成員國及公約秘書處承擔,導致締約國以排斥中央對地方的干涉等為由不履約,公約的美好愿景經常落空。
        域外立法基本采取以行政區劃為基礎的方式,如卡林西亞—施蒂利亞阿爾卑斯山脈是一個整體,奧地利卻將其依行政區劃分為施蒂利亞和卡林西亞兩段并分別立法。在執法體制方面,主要有三類設計:一是專門性機構執法,如法國、俄羅斯聯邦主體;二是由專家組成的非政府組織和其他民間社會組織制定和執行國家山區戰略和計劃,如意大利;三是由涉及農業、農村發展、環境、土地利用規劃、水資源和旅游的一般性國家機構負責山地問題,如瑞士。
        客觀而言,這種按要素立法、按區域立法以及分別執法的模式,對于解決某一局部或某個階段的環境問題具有針對性、實效性,但難以應對氣候變化、生物多樣性喪失、污染物在復雜生態系統中遷移轉化等帶來的全球性環境問題,也容易形成多頭管理、邊界不清等弊端。迫切需要以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思維,將山脈這一特殊空間區域及其生態系統“整體”作為法律的保護對象,統籌涉及不同類型生態空間和多個管理部門、多方利益主體的各種利益關系。
        《青藏高原生態保護法》確立了“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保護自然;堅持生態保護第一,自然恢復為主,守住自然生態安全邊界;堅持統籌協調、分類施策、科學防控、系統治理”的基本原則。堅持統籌山水林田湖草沙冰一體化治理,從生態安全布局、生態保護修復、生態風險防控三個維度,進行“規劃—開發—保護—修復”全鏈條管控,并建立了“中央統籌協調—地方協同落實”的執法模式,為世界提供了特殊空間區域系統保護、整體保護、協同保護的專門立法樣本。
        以應對氣候變化和保護生物多樣性制度引領全球治理
        氣候變化和生物多樣性喪失是當代全球共同面臨的巨大挑戰,也是國際環境立法最重要的領域。由于種種原因,現有的國際山地公約和各國相關立法在這兩個領域作為不多。
        在應對氣候變化方面,1991年通過的《阿爾卑斯山公約》沒有涉及,甚至在《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和《京都議定書》通過后制定的《阿爾卑斯山公約》相關議定書也沒有明確的應對措施,僅有《阿爾卑斯山能源議定書》中涉及“考慮”減少溫室氣體,以應對氣候變化可能增加阿爾卑斯山自然災害的風險?!犊柊挖渖焦s》也沒有提到應對氣候變化。2006年3月,阿爾普巴赫部長級會議通過《阿爾卑斯山氣候變化宣言》,并制定《氣候變化行動計劃》,圍繞《阿爾卑斯山公約》的框架內容設置農業、生物多樣性、能源、林業、空間規劃、旅游、交通、水、公眾意識9個主題,制定了24個主要目標和80多項措施。值得注意的是,阿爾卑斯山擁有1200多條冰川,總覆蓋面積達3600km2,而阿爾卑斯冰川近幾十年迅速消融,據聯合國統計,1997—2022年,歐洲的冰川體積消融近880km3,其中絕大部分屬于阿爾卑斯山脈冰川,并預計作為世界遺產的意大利多洛米蒂山脈冰川再過25年將全部消失。但《阿爾卑斯山旅游議定書》卻未有對冰川雪山的嚴格保護,反而積極推進滑雪運動項目和旅游,以此促進當地的經濟發展?!栋柋八股綒夂蜃兓浴贰稓夂蜃兓袆佑媱潯分荚谕苿酉嚓P國家將應對氣候變化納入規劃和項目,但由于其“軟法”屬性,歐盟成員國現行的區域戰略很少專門關注山地氣候變化問題。
        在保護生物多樣性方面,《阿爾卑斯山公約》下的《森林議定書》《自然和景觀保護議定書》涉及生物多樣性及野生動物棲息地保護的內容,但未建立完整的保護機制,如對轉基因生物建立了評估等制度,但則未對引入外來物種行為建立相應制度。各國在山地立法中,主要是建立國家公園對野生動物及其棲息地進行保護,缺乏對山地生物多樣性保護的專門制度。
        《青藏高原生態保護法》在應對氣候變化和生物多樣性保護方面,都進行了系統性規定。針對青藏高原的氣候變化敏感區特征,專門規定了減緩和適應氣候變化的系列制度,并針對雪山、冰川、凍土建立保護措施,以發揮其氣候調節的生態服務功能。還在“生態風險防控”專章中系統規定了氣候風險的防控制度,以降低氣候變化的不利影響,保障青藏高原生態安全。針對青藏高原以本土植物與動物為主的生物多樣性特征,在設立自然保護地、建立保護名錄和生態廊道、建立救護繁育野化基地等制度的基礎上,強調對本土物種的專門保護、強調基因多樣性保護、嚴格控制引進外來物種。這些專門針對青藏高原生態保護的法律規范,開創了在特殊地域空間建立應對氣候變化和保護生物多樣性的制度設計先河,在世界范圍內具有領先地位。
      充分發揮《青藏高原生態保護法》的國際引領能力
        青藏高原生態系統覆蓋超過亞洲1/20的表面,涵養世界1/4的人口,作為亞洲大陸大江大河的源頭,國際氣候變化敏感區、調節區和生物多樣性基因庫,因其跨國/跨區域特征需要全球通力合作加以保護。在當前國際形勢下,迅速達成國際公約十分困難。中國率先制定《青藏高原生態保護法》,非常必要和及時,不僅是中華民族可持續發展的需要,也可以為全世界生態保護起到示范作用?!肚嗖馗咴鷳B保護法》堅持“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理念,以對歷史負責、對人民負責、對世界負責的態度,以最嚴格的制度保護青藏高原這個特殊空間區域,守護高原的生靈草木、萬水千山。對中國而言,實施好《青藏高原生態保護法》本身,就是對國際環境治理的重大貢獻,與此同時,還可以《青藏高原生態保護法》的實施為契機,積極推動和促進與青藏高原保護相關的國際環境治理。
        嚴格實施《青藏高原生態保護法》,為世界提供法治示范
        《青藏高原生態保護法》的出臺,為保護青藏高原自然生態環境,筑牢中華民族永續發展的生態根基提供了堅實法治保障。實施好這部法律,對于中國和世界意義重大。
        《青藏高原生態保護法》已于2023年9月1日開始實施。應在深入學習理解《青藏高原生態保護法》的立法宗旨、調整范圍、基本原則、基本制度的基礎上,把以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為指導,堅持生態保護第一,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保護自然,守住自然生態安全邊界的理念和原則轉化為執法、司法與守法理念。按照《青藏高原生態保護法》的授權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立法法》相關規定,盡快出臺配套法規規章,明確青藏高原生態保護法的具體適用范圍,結合青藏高原六?。▍^)的實際,聚焦青藏高原生態保護的主要矛盾、特殊問題、突出特點,細化統籌推進山水林田湖草沙冰綜合治理、系統治理、源頭治理的制度體系和實施性舉措,完善標準體系,提出可操作性方案。加大青藏高原生態保護執法司法力度,落實黨中央發布的《青藏高原生態環境保護和可持續發展方案》要求,出臺統籌發展與安全、生態保護修復、生態風險預防、生態環境損害責任的司法解釋、指導性案例和典型案例,以嚴格執法、公正司法保障《青藏高原生態保護法》的實施質效。加強青藏高原生態保護法治的宣傳教育,將《青藏高原生態保護法》納入法律普及內容,并針對相關群體進行精準教育,讓保護青藏高原生態環境成為決策者、執法者、司法者的職業操守,鼓勵支持社會團體、企事業單位和公民個人參與青藏高原生態環境保護,成為保護青藏高原生態環境的自覺踐行者。
        發揮“一帶一路”合作平臺作用,推動建立青藏高原生態保護機制
        青藏高原生態系統的完整性和耦合性,要求毗鄰國攜手,加強交流合作,實現共同保護、協同保護。在國際組織的推動下,青藏高原周邊的不丹、尼泊爾、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吉爾吉斯斯坦、孟加拉國等國已加入“山地伙伴”組織,但這一組織推進青藏高原生態保護法律框架十分困難。
        中國與28個國家共同發起“一帶一路”綠色發展伙伴關系倡議,呼吁各國應根據公平、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和各自能力原則,結合各自國情采取氣候行動以應對氣候變化。中國可以更好發揮“一帶一路”合作平臺的作用,推動建立青藏高原生態保護法律合作機制。目前,中國倡導建立的“一帶一路”綠色發展國際聯盟,已有40多個國家的150余個合作伙伴,其中不丹、尼泊爾、印度、巴基斯坦、塔吉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等青藏高原毗鄰國都是“一帶一路”國家。中國可以在“一帶一路”綠色發展國際聯盟中發起建立青藏高原跨境保護機制,定期召開政府間首腦和部長級高端會議、搭建青藏高原生態保護信息平臺、聯合開展青藏高原生態環境科學考察、建設青藏高原野生動植物生態走廊和冰川凍土協同保護區、設立青藏高原生態保護法律合作項目等,推動青藏高原生態保護的法治實踐。在青藏高原生態保護機制中,引入《青藏高原生態保護法》“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立法理念和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保護自然的基本原則,實現系統保護、整體保護、協同保護的特殊要求,統籌山水林田湖草沙冰一體化治理的制度設計,推動“一帶一路”綠色發展國際聯盟更多發揮青藏高原生態保護的作用,為構建全球環境治理體系貢獻智慧和力量。
        主動設置國際談判議題,促進青藏高原生態的特殊保護
        青藏高原被稱為地球“第三極”,其對氣候變化和生物多樣性的影響,受到國際社會的高度關注。保護好青藏高原生態環境,是應對全球氣候變化和保護生物多樣性的重要環節,也應在相關國際公約談判與履行中受到高度重視。
        目前,《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和《生物多樣性保護公約》正處于談判和履約過程中,青藏高原毗鄰國家,大多是這兩個公約的締約國,青藏高原在全球生態系統中的地位與作用需要更多國家和國際組織參與,進行更大范圍地合作保護。中國可利用在應對氣候變化公約和生物多樣性公約的談判與履約過程中已有的引領地位,主動設置青藏高原生態保護議題,將對青藏高原一體化保護和修復的理念、針對青藏高原地域空間進行特殊保護的立法經驗納入公約談判和履行中,統籌考慮在兩個公約中設置既提高生態環境適應氣候變化的耐性,又保護生物多樣性的內容,增強對青藏高原特定空間的特殊保護能力。利用已有的以“第三極環境計劃(TPE)”國際計劃和“跨大陸交流與絲路文明聯盟(ATES)”為中心,建立中國與周邊國家(地區)和世界各國的青藏高原合作研究,在國際生態監測網絡建設中增加與青藏高原相關的內容,為青藏高原乃至全球生態保護提供科學基礎。推動青藏高原周邊國家加快本國生態環境保護立法進程,提升生態環境保護政策支持、資金支持、科學研究、公眾參與、制度保障等各方面能力,建立青藏高原生態保護與應對全球氣候變化、生物多樣性保護的聯動、協同法律機制。
        《青藏高原生態保護法》是一部特殊地域空間生態保護的專門法律,在世界范圍內具有領先地位和作用。我們要在認真學習領會習近平總書記關于保護青藏高原生態的重要指示精神,在實施好《青藏高原生態保護法》的基礎上,以“共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胸懷與擔當,積極發揮在全球環境治理中的示范引領作用,匯聚法治力量,筑牢中華民族永續發展的生態根基,為“地球生命共同體”提供中國方案、打造“中國樣本”。
       ?。ㄗ髡邊沃颐?,系十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全國人大環境與資源保護委員會副主任委員;馬鑫,系清華大學法學院博士后)
      編 輯: 夏紅真
      責 編: 于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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